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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路在何方?

作 者:程兆谦 浙江工商大学管理案例中心主任

有诗云“昨宵听、危弦急管,酒醒不知何处”。此种情境恐能描述当前不少企业家的心境。

不难发现这两年对于民营企业家的舆论环境不太友好,对联想集团及柳传志、杨元庆的攻击非常尖锐,更早时曾经风头最盛的马老师也成为嘲讽批评的靶子,像恒大许家印这样犯了明显经营错误的,不少人恨不得他净身出局,不得翻身。

当然,支持这些企业家的也有很多。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顶着巨大的压力,一直坚持不辍地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近来再次重申他于1984年提出的观点“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

中国企业家的老朋友、正和岛创办人刘东华在2022年初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创造了举世罕见的奇迹,这个奇迹当然源自各方面的参与与贡献,但是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贡献肯定是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而这样的贡献值得整个社会深致敬意。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企业家,包括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对他们的批评应作何理解?是纯粹的攻击,还是“怒其不争”?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家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个体,未来应该走向哪条路?

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了,本文也只能蜻蜓点水,抽一条线索出来——那就是企业家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以及企业家应如何处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简言之企业家的精神动力问题。这是理解和解决很多问题的出发点。

“企业家”是怎样的一群人?

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美国著名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的老师,100年前在其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年)提出了一个理论,利润并不是如同一般人理解的来自风险,而是来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与风险不同,风险可通过概率来评估,但不确定性却不能。

大多数人是风险规避者、厌恶者(更不要说不确定性了),他们更愿意接受固定的、可预期的回报,只有少数人(也就是企业家)是风险偏好者,他们喜欢变化,愿意承担不确定性,通过捕捉变化中蕴藏的机会来获得利润。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企业家比一般人富有得多的原因(当然,作为不确定性的“另一面”,失败企业家比一般人要穷得多)。

奈特的理论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有力补充。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这位来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提出企业家的创新——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

这也就是说,早在100年前,关于企业家的三个核心特征已经让熊彼特和奈特说得很清晰了:敢于冒险、敏于机会、善于创新。

《管理学》在讲“决策”一章时,根据奈特的理论区分出三种决策:确定性决策、风险决策、不确定决策。据此,本文作者将人类生存的世界区分为三个小世界:确定性世界、风险世界和不确定世界。

大多数人更愿意生活在确定性世界中,而喜欢在风险世界中生活的人要少得多,至于敢在不确定世界中闯荡的人就更少了。越接近后者,从结果上来说,绩效差异就越大,身家巨万、名垂千古者有之,负债累累、功败垂成者也数不胜数,“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也意味着,看起来大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实际上却生活在不同的小世界里,正如鲁迅曾言“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企业家就是那些在风险世界、尤其是不确定性世界中生存的人,与他们同类的还有很多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等,他们是“同类”,也是人类中勇于探索、创造变化、带来革新的“少数派”(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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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类

最近阅读了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几年前出版的一个家族传承案例集,其中的李锦记案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它能很好地说明了企业家的稀缺性。李锦记创建于1888年,源自广东、发迹于澳门、香港,是全世界华人圈知名度最高的酱料品牌。

130多年历史遭遇巨变无数,曲折起伏,最惊险的就是家族内的两次大分裂。第一次是“第二代”,创始人李锦裳的三个儿子李兆荣、李兆棠和李兆南之间,第二次发生在李兆南两个儿子李文达和李文乐之间,均闹得沸沸扬扬,第二次还上了法院,李锦记被勒令停业几个月。

幸运的是,每次都是由更有进取心、更有能力的一方掌握了公司控制权。当李兆南的两个哥哥安于现状之时,李兆南却认为家业不能靠守,必须要不断创业,坚持将公司总部从澳门迁往香港,随后借着香港作为自由港的特殊地位在市场影响力上取得质的突破。而在李文达手里,李锦记实现了从单一蚝油生产商向综合型酱料制造商的转型。

李兆南和李文达身上所表现出的不断创业、求新求变的精神,就是典型的企业家精神,非常旺盛,而他们的兄弟或者匮乏,或者曾经有,后来减退了。

我们可以设问,如果没有碰巧有李兆南(同辈三兄弟)、李文达(同辈2男6女)这样的企业家,是否还会有今天的李锦记,还是会和大量家族企业一样折戟于“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所谓“富不过三代”,主要原因就是优秀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稀缺。

乔布斯1997年回归苹果后推出“Think Different”的广告,没有谈论任何产品,但却影响巨大,极为出色地传达了“苹果之所以是苹果”或者说“乔布斯之所以是乔布斯”的精神内核。

广告中列出了包括爱因斯坦、鲍勃·迪伦、马丁·路德·金、理查德·布兰森、约翰·列侬、爱迪生、甘地等十数人的影像,在本文作者看来,他们正是生活在不确定的世界的那群人的杰出代表。最难得的是,乔布斯为他们撰写的广告词非常精准地捕捉了他们独特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请允许我把它们录在下面:

“这里要向那些疯狂的家伙们致敬……他们我行我素……他们桀骜不驯……他们惹是生非……就像方孔中的圆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物……他们既不墨守陈规……也不安于现状……你尽可以引用他们……否定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但是唯独不能漠视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事物……他们让人类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他们是别人眼中的疯子……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因为只有疯狂到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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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不等于“企业家精神”


毫无疑问,当我们以某种“完美”的语气来描述企业家(或作为“同类”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时,我们一定忽略了这些人身上的缺点,比如有可靠证据表明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爱迪生等人都有明显的道德瑕疵,比如爱迪生对尼古拉·特斯拉(Nicholas Tesla)的打压和排挤,没错,今日鼎鼎大名的特斯拉汽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乔布斯已去世10年,但仿佛依然活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像他这样影响力的企业家在历史上屈指可数,但他也经常被人认为有性格缺陷,自大、自私、冷漠,逃避抚养亲生女儿的责任等等。

因此,我们要区分现实的企业家和作为理想型的企业家——后者应该被称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企业家是企业家精神的人格载体,但很遗憾,两者不能划等号。对于如下几点,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1)企业家精神也许是完美的,但企业家不是,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不是“完人”。他们身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性格问题,王石、任正非脾气都很大,有些人认为这有利于形成领导威慑力,但实际上脾气大的人远多于优秀企业家,两者并无关联。缺点就是缺点,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不需要在“晕轮效应”下牵强附会。除了这些“小毛病”,还有一些企业家有更严重的“毛病”,如道德品质问题,个别的甚至走向违法犯罪。

2)除了“企业家精神”这个功能之外,企业家是一个更复杂的存在——自然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等等,他们有着多样的需求、欲望和目标。换言之,就其构成要素的广度来说,“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有些对企业家精神有助益,另一些则是损害的,使得一些曾经的企业家慢慢就不再是企业家了。

3)从“企业家精神”功能发挥的角度看,企业家也是不稳定的。一些企业家曾经有着旺盛的企业家精神,但是随着在他们身上企业家精神的消逝,虽然世人仍称其为企业家,但在实质意义上,他们已经不是了,而只有在历史意义上我们承认他们是企业家或者著名的企业家。自始至终都能有旺盛的企业家精神,那是企业家中的“少数派”。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能理解为何财经专业人士与社会大众就企业家整体或者某个特定的企业家(如前文提到的柳传志、马云等)经常有针锋相对的看法,前者看重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后者则常常关注他们身上的各种“毛病”。这看起来像是“盲人摸象”,各自抓住一部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问题在于,离开企业家,并不存在纯粹的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很显然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企业家精神,就需要更多的企业家,那么社会就要创造一个对企业家宽松、宽容的环境。

因为在社会意义上,他们是少数人,是稀有物种,正如前文所说,有多少人愿意生存在风险世界、不确定世界呢?通过身边的例子很容易发现,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很多经商家庭并不愿意下一代接班,反倒希望进入体制,或者与体制内的人家“联姻”,不就是因为他们深知不确定世界的“喜怒无常”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吗?

太多的例子表明,即使财富巨万,但也可能因为一次经营失误或经济周期“波动”化为乌有。就以许家印为例,仅仅3年以前还荣膺2018年度《福布斯》“中国首富”,367亿美元,超越马云、马化腾等,而现在则是如临深渊,前途莫测。

很多人曾经提问:中国会不会出现乔布斯?大多数人的答案是“不会”或“很难”,原因是中国的大环境不够宽容、多元和开放,这是从教育、社会评价等方面来说的。

回顾乔布斯的成长和创业环境,作为一个被收养的孩子,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确实有很多美国独特的环境在发挥作用,父母和学校教育给他留下的自由空间、1960、70年代的嬉皮士精神、他对多元文化(日本禅宗)的领悟和感受,都塑造了乔布斯独特的个性。

也许比他更突出的是马斯克,被视为乔布斯之后最伟大的企业家,但也同样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特斯拉创业早期一直有很多人不看好,认为它很快就会破产——也确实在2018年上半年差一点儿破产。

马斯克在公开场合上也屡有出格表现,先是声称私有化特斯拉,随后又宣布没凑够钱取消,直播时吸食大麻,频频点评比特币、狗狗币等数字货币等。

我们不妨考虑一个由法律、社会和政治三者构成的“三角”框架。每一个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出信号,就法律来说是各种法律条文及判例(如对张文中、顾雏军、兰世立等企业家的法律判决),社会基于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等而形成社会舆论,道德评价,政治则是通过政府领导人的讲话、指示、文件等,这些信号相互交织互动,就形成了关于企业家的一系列评判。
 
利于企业家大批涌现的友好环境需要在政治、法律和社会等三个维度上做出努力,包括政府高度认可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在法律上给予保护,如私有产权的严格保护、禁止滥用刑法涉入民事案件等,在社会维度上,则是要对企业家有更大的善意,认可他们对社会的各种形式的贡献。

因为当前“卡脖子”问题严重,所以很多人很青睐、期盼“硬核”企业家,这没有错,也的确是趋势所在,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创造其他价值的企业家,包括效率的提升、品质的加强、成本的节约、更丰富和更方便的选择等等——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这些多元的价值都是需要的、重要的。

现在的问题是依然缺乏足够的“共识”,也使得企业家的地位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波动很大,但这个问题却不容易解决。在其中、在当下,最能够影响这个“舆论场”的依然是政府,它必须要通过各种方式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如果持续、稳定、强劲,其效果是可以预期的。

但在另一方面,企业家们也必须要意识到,自己需要学习和改变,特别是把自己“摆”进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中,自己取得的任何成就都离不开“大势”的成就,而如果想要取得更大的进步,就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顺势而为。很多针对企业家的批评,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根基,需要慎重地对待,这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前段时间,马化腾在2022年新年的一段讲话流传于微信的朋友圈,他说:

“腾讯只是国家社会大发展期间的一家普通公司,是国家发展浪潮下的受益者,并不是什么基础服务,随时都可以被替换。未来,腾讯在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时候,要做到不缺位、做到位、不越位,做好助手、做好连接器。”

这段话有很多的解读,但是我们认为这反映出了马化腾通透的适应智慧。更多企业家需要向他学习。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放在历史情境下会看得更清楚,因此,接下来我们将从历史延伸到未来,探讨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如何发展而来的,以及未来应该如何发展,从而与社会更好地融合,携手发展。

中国企业家的昨天:“本我”的狂欢

从1970年代末的“百废待兴”,到1980年代的“启蒙转向”,1990年代的“再度出发”,2000年之后的“全球征战”,再到2008年之后的“新常规”、“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走出了一个S型曲线,目前属于高位的平台整理期、重构期、“二次创业”期,理想情况是再起一条“第二曲线”,进入一个更优的发展状态,也就是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如果不理想的话,则可能陷入人们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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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



此处所讲的“昨天”主要是指上述曲线的启动、向上成长的时期,大概是1978-2008年之间,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标志着全球化高潮告一段落。这个长达30年的历史时期有很多标签,北大周其仁教授曾有个形象的说法——“水大鱼大”,我们的理解,首先是“水大鱼多”,然后才是“水大鱼大”。

“水”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一般用GDP相关数据来描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中国的GDP是3678亿人民币,2008年是31.4万亿,简单计算的话,30年增长了100倍,此前几年先后超越意大利(2000年)、法国(2002年)、英国(2006年)、德国(2007年),两年后还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比如非常重要的社会零售总额已与美国相当,约40万亿人民币。
“水”由小到大的过程,创造了普遍的、巨大的商业机会,自然很多“鱼”就出现了,也就是个体工商户、小企业,然后从中冒出来一些规模大、能力强的大型企业,也就是“大鱼”。当然,从地域来看,分布非常地不均衡,沿海地带最为受益,而自其出发由东向西呈现阶梯式下降。

这种分布与当地是否“盛产”企业家是密切相关的,与老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主要是民营企业家。民营经济活跃是一个地方的“福音”,当地的民营经济越发达,该地的经济越发达、收入普遍较高,典型就是广东、浙江、江苏等地。

经济学已经揭示得很清楚,一个地方民营经济是否活跃取决于两个层次:一是宏观因素构成的营商环境,主要包括:制度环境(决定了合法性空间及其法治水平、规范程度)、基础设施环境(决定了物理、信息的流通的效率和成本、各种资源的获取成本)、社会环境(人们是支持、赞许还是反对经商创业)。中国东北的衰落主因正在于此,东南地区营商环境普遍更好,优于北方,也是公认的。

第二个层次,舞台再好,也必须是演员来出演,经济活动“主角”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在“广阔天地”中诞生、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野生的”。

在成为企业家之前,他们是辍学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可能是农民、木匠、瓦工、水泥工、照相馆和饭馆小老板,或者中学老师、大学老师、政府公务员、普通的企业职员,没人(包括他们自己)会预测到之后的辉煌。

除了外部环境的助力之外,他们主要是凭借着自己的强大的“本能”在商业世界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本能”这个词一般用起来是总是与“欲望”联系在一起,并不那么好听,但从更大背景去看并非如此,因为它可以孕育出蓬勃的生命力、天马行空的创造力。

对西方经济崛起的研究(从16世纪大航海到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总是会追溯到更远的文艺复兴时代(从14世纪开始),那场运动把“人”从对“神”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人的欲望得到尊重(“人”取代“神”成为西方艺术的主角),对于财富的追求正当化(“天命论”)和受到越来越严密的保护(“个人权利”、“私有产权”)。

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既是伟大的航海家,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和西班牙王室的约定是航海发现、占领、获得的土地和财富的10%归他,且能为后代继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4年)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与其类似地,在中国经济真正启动之前是思想的启蒙与解放,而且同样是在文学、文化、思想领域开始的,主题就是“痛、反思与启蒙”,如“伤痕文学”(梁晓声等)、港台音乐的传入(邓丽君等)、摇滚音乐的兴起(崔健等)、对美的向往(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对“极左”政治及其思想渊源的反思(顾准等)。

这一系列纵横交错的行动所带来的结果是相似的,就是使得人回归活泼的生命状态,而不再是某种“工具”。

企业家就是在这个洪流之中深入到经济领域来释放其欲望、发挥其才能的一批人,本质上与那些开拓性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一样。他们创办企业,研发产品,扩大规模,为自己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充分地展示其个性,舒展其“自我”。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大量企业家与道德规范、法律制度之间的冲撞,而使得这个群体从一开始就蒙上道德、法律的“阴影”。

这里面也要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是被迫违法,根据当时的制度或者政府文件,经营活动本身就是违法的——比如定义为“投机倒把”,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其实是“历史的错误”;

第二种是企业发展需求与制度环境滞后之间的矛盾,企业发展需要充足的原材料供应、人才引入、能源供给、政府许可,但在很多时候这些资源大多被限制在体制内,企业要获得他们就要从体制内赎买,手段包括行贿、搞关系、挂靠、“戴红帽子”等。这是一种制度性割裂和扭曲所带来的问题,具有内生性,是所有经历制度转型的国家(如东欧)都会经历的过程。

其他类型就更多是企业家们主动去做的,包括主动与体制内的权力拥有者进行利益的交换和捆绑而获得超额利益,经营过程中利用权力、规模、暴力等优势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的压榨、剥夺、欺骗等,从而出现了“一人得利,他人受害”的情形,还有大量与获得财富后在个人生活中的非道德行为(炫富、包养等)。
这里借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理论,我们将这个阶段企业家的动力结构在总体上定义为“本我”,它的核心原则是“满足欲望”、“追求快乐”。

它以最本真的姿态表达欲望,追求欲望的满足,既有凭借“胆子大”、“直觉准”从而实现自我、创造价值、收获财富的积极面,也有为富不仁、不择手段、侵害他人的消极面,使得企业家这个群体(切记,作为企业家的人和企业家精神不能划等号)一直承受着两种相反的评价,直至今天,甚至也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任何时候。

中国企业家的今天:“自我”的觉醒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自我”介于“本我”和“超我”之间,“本我”是旺盛的、扎根于数十万年漫长演化过程的欲望和本能,“超我”则代表来自社会的道德规制、伦理要求。
“自我”可以理解为一种状态——它回答的问题是“我是谁”,更应该理解为一个过程——一个人长大的过程就是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的过程。从结构上来说,这是在“本我”和“自我”两种力量的冲撞夹击下寻求平衡和融合。

那么,人们如何能够找到“自我”呢?是理性,是人类思考和认知的能力。比如现在饿了,但是手边的粮食有限,那么是马上吃了它呢,还是要有规划地食用?越是靠近后者,理性能力就越强。人们需要运用理性来认知世界,寻求规律,按照规律来行事,最大的敌人就是要克制欲望、恐惧等。

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洪流中发生了大量“成功——疯狂——破灭”的案例。甚至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安邦、海航以及恒大以更大的规模再一次地上演这样的过程。令人唏嘘,也令人感叹,这些都说明“本我”蕴含的欲望力量真是太强大了,而理性是如此地稀缺。

不过,在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身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理性的力量,带领它们从曲曲折折的“昨天”走到了“今天”,成为中国企业的杰出代表,比如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美的的方洪波等。

他们都尝试去把握经营企业、构建组织的规律,柳传志总结的“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万科的“专业化+职业化”影响了不止一代企业家。站在今天房地产行业动荡不安的今天,万科依然是稳健的,而这正是理性的价值所在。

华为被美国政府打压数年,影响巨大,但是任正非依然表现出很强的理性精神,坚称要“向美国学习”、“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绝不是“故作姿态”,要知道过去二十年里,华为花费了300亿以上聘请数十家欧美咨询公司改造自己的研发、生产、物流、财务等价值环节的业务流程、管理体系。

理性还代表着独立思考,不盲从,不盲目地迎合趋势,也不会因为是谁说的、谁做的就追随。

方洪波于2012年正式接班何享健,何享健在退位之前尚有“再造一个美的”的憧憬,但是很快就证明原来粗放的以追求规模为主要目标的经营模式有问题,何享健与方洪波非常敏锐,迅速调整战略方向,从规模向效率转型,退还工业用地,压缩产品线规模,3年后开始收获“硕果”,营收与2011年相当,但是利润是后者的3倍。

此后,更是大力推广“T+3”运营模式,企业运营效率持续大幅提升。据媒体报道,何享健曾经评价年轻时的方洪波“很理性”。

如果说理性是“地基”,上面盖出来的“房子”会有很多“房间”,其中一定有一间叫“自我”。这正是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由理性而启蒙、而“祛魅”、而自由、而自我。

放在企业身上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欧美著名企业,无一不是独特的、自我的、与众不同的。因此,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给战略(竞争战略)下的定义就是:战略是关于如何让一个企业与众不同。

就中国的大多数企业来说,理性的发育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在战略、经营还是管理层面。高水平的理性能够为企业带来独特的战略定位、鲜明的品牌形象、内部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规范的流程、严谨的工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就如同一台组织“机器”。

不过,太理性的人往往不讨人喜欢,尤其在讲究“情理法”的中国社会,人们更看重情感连接及情绪互动。柳传志当初弃“技工贸”,选择“贸工技”,是在衡量了自身的能力、承担风险的意愿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到了今天反倒成为了人们批评他的“一大罪状”。

王石带领的万科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际捐款200万元,远低于同行,内部募捐也建议普通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理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无疑,这些考虑都显得很“理性”(也许过于“理性”了),但也让王石成为众矢之的,经历了个人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除此之外,对于个人及企业来说,理性确有其局限与副作用。整个20世纪,一方面是理性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狂飙突进(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另一方面则是对它的反思和批判。

来自哲学的批判尤为深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现代的铁笼”(the iron cage),意即全面理性化的组织如同一个“铁笼”,将组织成员丰富活泼的一面“切割”掉,只留下了工具的一面,造成了工具理性的普遍认知,当然也使得人和其他人、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工具化”。亨利·福特曾说过的一番话颇能表达这一认知:我只想雇佣一双手,却来了一个人。

其二是意义的缺失。当所有人只从理性来思考问题时,终极的问题,也就是意义、信仰的问题,比如人为什么而活着、什么才是衡量价值的标杆,却难以获得解答。即使是在西方,也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否则尼采为何会喊出“上帝死了”的惊世警言呢?两者合在一起,即是工具理性太发达,而价值理性却很孱弱。

对于企业来说,当其作为“不完全经济契约”的组合来运作,置身于无垠的空间与时间之中,并需要越来越频繁地进行外部调适、内部整合以及组织变革时,我们要问的是:它的动力从哪里来?决策与行动是否有共同的依据、标准、思维方式以及语言体系?如何克服在这些情景下与“不完全经济契约”相伴的高额交易成本?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解答是,理性不是万能的,本能也非一无是处,燃烧的激情、难以解释的直觉都是本能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企业发展壮大过程最吸引人的部分、不可或缺的动力之源。

理性不应该湮灭激情、个性与创造力,将人和组织都变成“机器”。尤其对于企业家来说,就其核心职能来说——处理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这些力量更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不止是企业家,将企业中每一个有动机、有想法、有能力的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出来,是近二十年来众多企业探索新组织形态的努力方向。

对于第二个问题,解决的思路是在“不完全经济契约”基础之上建构“意义契约”(或者“文化契约”),让组织成员在意义的层面上寻求最大的共识。而这正是中国企业家接下来要面临的重要任务,即构建属于自己的“超我”。

中国企业家的明天:构造“超我”

“超我”可以理解为外部社会规范、价值观、信仰的“内化”所形成的人格结构的特定构成部分,它对于本我和自我起到监督、节制、调节的作用。因此,弗洛伊德认为“超我”遵循的原则是道德原则。当人们做一个事情感到“良心不安”时,就是“超我”在起作用。

“超我”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意义供给,它让个体的生命与更大的生命体(家庭、家族、社会、国家)或者抽象的生命体验(如“爱”)、价值原则(如“自由”、“公众福利”、“对他人的责任”)建立联系,并通过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个体带来意义感和价值感。

“超我”越强大,人们越能依靠它来对抗来自本能的“向下的拉力”。很多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其“超我”的强大,他们舍弃荣华富贵、物质享受、个人利益乃至生命,投入于其中,绽放出灿烂的“意义之花”;如果普通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也会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中国企业家在很长时间里是为自己、为家人,谋取物质上的利益,这无可厚非。但是,随着他创办的企业越来越大,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以及“一组契约的组合”,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合伙人、员工、顾客、合作伙伴,还是当地社区、政府——之时,无论他是否意识到或者是否承认,他的企业已经“社会化”了,成为更大社会网络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与其它构成部分之间发生着物质、信息、知识等各种交换与协作,相互影响,休戚与共。

由此,在企业家的“本我”、“自我”意识与嵌入更大社会系统的现实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紧张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矛盾、冲突,正像在1980、90年代为数众多的企业通过“坑蒙拐骗”的方式来挣钱一样。

但是,就如同博弈论中“单次博弈”和“重复博弈”实验所显示的那样,如果人们认为当前的交易或合作属于“单次博弈”,那么最佳策略就是投机(比如欺骗对方)——谁最先投机,谁最先获利,但是如果人们意识到交易、合作是“重复博弈”时,人们就会改变策略,实验证明最有效的策略是“针锋相对”策略(Tit-for-tat Strategy,我不喜欢它的另一个翻译“以牙还牙”策略,因为它只强调了坏的一面),即“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坏,我就对你坏”。

按照这个逻辑,一个企业家如果追求其长期利益最大化,他的最佳策略就是“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好”,这样可以换取“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对他好”,也就是员工投入、顾客忠诚、合作伙伴努力等。管理学研究告诉我们,这些要素对于企业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企业家的“格局”大了;或者反过来,只有企业家的“格局”够大,所以他才会采取上述最佳策略,就像任正非一样慷慨地把股权分配给员工,把利益分配给大家,强调“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

因此可以说,“格局”几乎和“超我”可以画等号,它们的核心含义是一样的,即考虑别人的利益,为更多的人创造更大的价值,只有如此自己才能获得利益,而且是可持续的。

从1990年代开始流行的使命(Mission)、愿景(Vision)以及核心价值观(Value)——三者合称“MVV”,就是尝试说服企业必须要有更大的格局,但是很多时候,它们只是口号或装饰,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作为企业老板的企业家是否真的拥有与之对应的“超我”,也即发自内心地认可MVV。

对于规模稍大的企业来说,除了可见的市场、技术、管理上挑战,更难的、也更个人化的挑战就是企业家(以及他所领导的企业)如何构建独属于自己的“超我”。

过去几年,企业家中颇为流行阳明心学(致良知)、求佛问道、参禅打坐、正念等以及登山、跑马拉松等,看似五花八门,实际上都指向“超我”的构建,投入颇大,热闹非凡,然而实践效果如何却没有切实的证据。

实际上,“超我”的构建在原则上很简单,就是考虑别人的利益,寻求长远的、共同的利益。

在实现方式上,则包含了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ESG等。从实践操作来看,则应是自愿的、个性化的、渐进的,逐步地扩大利益共同体,从核心骨干到普通员工,从顾客到合作伙伴。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创造性的过程,又是实实在在的过程。

当然,“超我”层面发生的改变也必然会对原来的人格结构产生影响,实际上,它会在构成与交互作用上变得更复杂,尤其对“自我”的要求更高,因为它需要以更加创造性的方式来整合来自“本我”、“自我”(历史)以及“超我”的需求,实现更高程度的融合——让它们每一部分的积极力量都能够连接起来,协同地发挥作用。这无论对于企业家还是他们领导的企业,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以及领先下一个时代的机会。

企业家是活生生的人,一定会有很多缺点,企业家也不等于企业家精神,但是他们的确是企业家精神的载体,而后者作为经济活动中最具有统摄性、创造性的角色,不可或缺。

因此,营造对于企业家的宽容、认可和支持的环境就格外重要(当然不是纵容,也不是允许其破坏法律),这包括了宽容失败、鼓励探索、允许个性。毕竟,从社会角度来看,他们属于珍稀的“少数派”。一旦他们大规模地减少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都会受到削弱。

反过来,从历史演化和企业家自身角度来看,中国的企业家也需要提升。之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形象并不好,主要是因为“本我”过于旺盛,而很多企业家在成功之后很快失败,主因是理性水平不足,“自我”迷失。

而从未来来看,最欠缺的则是引入和构造“超我”,从更高的利益层面来思考、引领企业的发展。这是在微观层面上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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